汪中求新作《中国需要工业精神》重塑工业社会新标尺
7月28日在江苏启东发生的抗议日本王子制纸南通工厂排海工程的骚乱事件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继什邡事件发生后，短短一个月内再次上演的因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然而，事实上，早在从2005年浙江东阳画水镇“4·10”骚乱以来，因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的规模、烈度和频度日益加剧，约一年前的大连反福佳化工PX项目的“集体散步”和浙江海宁也因污染引发过一场社会骚乱……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此类基于生存权利、关乎几代人持续发展、影响百姓生活安危的重度污染群起事件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为何频发的民众抵抗环境污染企业入驻的事件还是没有能够引起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为何这些明知会给环境带来重度污染的企业对利益的追逐已经到了近乎发疯的地步?
这种种的屡见不鲜的因环境保护引发的民众抗议事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社会加速转型时期政府、企业在各项经济计划指标的强压下、短时间利益的疯狂追逐下，衡量利润的标尺有了很大的刻度偏差，追逐名、利成为一切决策与行为的关键核心点，然而，对可持续发展、关乎社会众生安危、整个生态环境链平衡等等的长远利益却视而不见，深陷利益追逐的沼泽和泥淖中。如果说什邡事件让民众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气愤，那么启东事件则再一次让百姓凉透了心。改革开放敞开了国门、创造了机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但静下心来想一想，靠工业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中有多少是带着民族使命感和行业责任感来发展经济的?有多少是真正的在脚踏实地做实体经济?又有多少是经得住浪潮冲击百折不挠万古长青的老字号企业?答案当然是不容乐观的。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长期用“商业精神”来指导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什么赚钱做什么，完全利用商业利润的标尺来衡量企业的发展。但这把“利润的尺子”把中国企业推向了追逐利益的沼泽，价格战、同质化、产能过剩、质量门、先污染后治理等都是纯粹“商业精神”带给中国企业所无法逃避的后遗症。什邡、启东事件就是一次“重商主义”的并发症，在把脉时代进步企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疑难杂症”，我们不难发现，“重商”下的中国缺少的是一种引领时代的精神气质，缺少支撑中国强大经济的工业精神。近日，一本《中国需要工业精神》的书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书的作者是出版过多部著作，在国内举办过近千次培训的管理学家汪中求先生。汪中求先生在其力作《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一书中深刻剖析了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对工业精神的一种缺失，在汪老师看来，工业精神就是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姓的世代繁荣视作为己任，把企业的长远发展、时代工业精神气质的沿承作为使命，专心做事、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所有行为都必须对未来负责任，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工业精神，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奉行的工业社会新标尺。
汪中求先生指出30多年以来的工业化浪潮的席卷，在中国社会上把对“利”的追逐放大到了极点，在逐利上只注重结结果不问过程，完全用利润的标尺来衡量企业的发展。我们再回首看到什邡、启东事件上来，无论是造纸废水会给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危害，还是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都是企业逐利、政府创政绩的最直接表现，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不惜牺牲当地百姓未来的生存环境和人身健康。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解放，而人类的发展却受制于自然，所以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了一种必要，同时也是人类本质的需要。事实证明，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即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已经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成为了一种必然。而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工业精神的锻造和恪守。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工业精神的锻造，就是生产力的锻造。现今，工业GDP已经赶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因此物质和技术层面并非中国企业崛起的致命软肋，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并没有让国人们的幸福感与日俱增，相反，社会上出现的一系列丑陋现象，如毒胶囊、毒奶粉、地沟油、致癌的工业盐用于酱油和腌制食品等质量事件令人们失去安全感，社会发出对中国企业的“工业精神”的召唤。汪中求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一书中，从合作精神、契约精神、效率观、质量底线、科学观与创新精神、持续发展观、城市精神等七个方面探讨“工业精神”的方方面面，重工业精神、轻利益追逐，重新树立中国企业发展的新标尺，用工业精神的刻度去衡量经济的发展和利润的多寡，用工业精神的气质去引领企业挣扎出逐利的沼泽，才能有望实现国强民富的美好愿景，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有我们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我们几代人呕心沥血建设的家园荫庇之福!